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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推廣文化經典閱讀，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基金會支持本校人文社會學院、中國文學系，辦理「逢甲大學文化經典講座」。延續首場知名作家楊照主講〈我的朋友司馬遷先生〉，5月4日的第二場講座由人文社會學院何寄澎院長主講「自我的完成—從孔子到司馬遷到歐陽修」，以修史為切入點，談知識分子的道德使命，既是自我的完成，也是文化的傳承。
人社院文化經典講座，第二場由何寄澎院長主講「自我的完成—從孔子到司馬遷到歐陽修」。
何院長從「西狩獲麟」的故事談起，最後以歐陽修《新五代史》對馮道「事四姓十君」的評價作結，在一則又一則的歷史故事中，引領現場師生體察史家隱藏在措辭與編排間的深意。
一字褒貶，體現文化價值
何院長以現代作家張曉風的小說〈最後的麒麟〉破題，將孔子的形象還原為活生生的血肉之軀：「那天清晨，仲尼站在多風的廊間，他已經是一個老人了，他蕭然的白髮在風中瑟瑟地響著，那些風使他感到沉重。」
描寫暮年的孔子已然歷經種種失意，除了因政治的打壓，絕糧七日，隨從者也因此病倒，兒子孔鯉以及一心以為可以傳承衣缽的門生顏淵，也都先一步離世。
何院長表示，《論語》描寫師生之情極為動人，《論語》記載：「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」，而以為可以一同乘桴浮於海的學生子路，也在內亂中亡故。孔子在病中終於見到另一名得意的門生子貢時，不禁悠悠喟嘆「汝來何其晚也！」，此間同時隱藏著道不行，一切勢將無成的傷感。
孔子在晚年作《春秋》，自覺畢生提倡道德的理想，已難落實於政治的實踐，因此透過私修史書的方式，將歷史的書寫，結合政治的社會責任、道德的價值判斷，一字褒貶，「制《春秋》之義以俟後聖」。換言之，《春秋》的本意既是自我理想的實踐，包含著文化價值的傳承。
自我的完成 文化的傳承
傳統修史乃是官方之責，史書當然帶有濃厚的官方色彩。自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創私家修史之先河，同時帶有一字褒貶的微言大義，這終究有違官修史書的體制，「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」顯示了孔子的自信與無奈。
司馬遷作《史記》，一開始便將自己納入文化傳承的脈絡當中，自言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，孔子卒後迄今又過了五百年，自己應當挺身而出，「繼春秋」。
何院長表示，司馬遷的眼界之寬，遠超於時人。傳統的風向「抑商」，商人的地位列在士農工之後，但司馬遷作〈貨殖列傳〉，肯定商人的貢獻。班固稱讚《史記》「不虛美，不隱惡」，紹繼《春秋》筆法。例如戰國四公子，只有魏國的信陵君以「公子」稱之，又例如項羽入「本紀」、孔子入「世家」。
相較於《春秋》絕筆於魯哀公「西狩獲麟」，司馬遷《史記》則「至于麟止」，以傳說中的瑞獸麒麟，在漢武帝時遭到獵捕，作為時代的斷點。種種都可以看出效法孔子的用心，與「成一家之言」的自我完成互為表裡。
我們總需要堅定的信仰
何院長指出，孔子作《春秋》希望能「以俟後聖」；司馬遷同樣表明「藏諸名山，副在京師，俟後世聖人君子」。所謂的歷史，絕非只是事件的紀錄，更是文化在傳承中，體現價值的判斷。
何院長又以五代時期的名臣馮道為例。馮道人稱為「長樂老」，在局勢動盪的時代，竟然能侍奉四姓十君，無論如何改朝換代，始終位居高爵，五代時人不以為怪，甚至連《舊五代史》都稱馮道「有古人之風」、「得大臣之禮」。
直到歐陽修《新五代史》，將馮道列入「雜傳」，在序言中直斥「其可謂無廉恥者矣，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」。從此扭轉馮道的歷史定位。《新五代史》類似的表現，例如特撰〈一行傳〉、〈死事傳〉、〈死節傳〉，都表現了歐陽修對人格、道德的重視，也證明他對《春秋》、《史記》精神價值的繼承。
超越官方的觀點的局限，堅守跨時代的倫理價值，何院長表示：古代史學就這樣積累完成。在演講最後，何院長指出，歐陽修面對風氣敗壞的五代，感概之外，始終保有樂觀的期許。如今呢？—「我們總需要堅定的信仰。」(本文由國語文教學中心徐培晃主任撰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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