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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人文社會學院為推廣多元閱讀,本學期以「歌」為切入點,探討音樂與文字所誕生的寵兒。並進一步聚焦在臺灣流行音樂,先邀請隋立儀老師主講「臺灣流行歌曲的美好年代」,再於4月20日下午,邀請馬世芳老師主講「重新理解『民歌』時代」。
馬世芳老師主持「音樂五四三」、「耳朵借我」音樂廣播節目,迄今已獲得6座廣播金鐘獎,並多次擔任金曲獎評審。同時耕耘文字創作,獲聯合報「讀書人年度最佳書獎」、中國時報「開卷好書獎」。不論華語或英美流行音樂,馬老師談起來,令人賞心悅目又悅耳。
唱自己的歌
馬老師破題便強調: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等價。青春期的音樂就是好的音樂,因為這是生命最美好的階段。雖然如此,回顧台灣的民歌時代,依然有深刻的意義。單是民歌手高喊「唱自己的歌」就足以令人深思:什麼是自己的歌?其實早在1930年代,臺灣就已經唱出自己的聲音,例如「雨夜花」、「望君早歸」等都是傳世神品;「桃花泣血記」則結合流行歌與電影。隨後國民政府帶來上海歌曲,崔苔菁、劉文正、鄧麗君、洪一峰、黃俊雄布袋戲配樂等,也都是熠熠生輝的名字。然而以大學生為主體的民歌手,認為當時的流行音樂多是吟詠風花雪月,較少反映生活,連傳統雅詞也罕見,不論音樂與歌詞,常見移接翻譯的痕跡,又不滿大學生多以西洋音樂為時尚。於是乎高喊「唱自己的歌」,既是訴求,也是對失語的焦慮。
民歌是知識青年的自覺
既然是「自己的歌」,那便有別於外人。除了是以在地的聲音,區別東西洋音樂;另一方面是以大學生為主的素人創作、演唱者,對比流行音樂。在聯考窄門的年代,大學生多半具有知識青年的菁英感,連帶強調音樂應該具備社會責任;相對之下,「歌手」在當年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行業,缺乏完整的製作、行銷體制,又充斥著潛規則的流言。因此,以「民歌」自稱,一方面對比流行音樂,也強調歌謠反映社會。以引領民歌風潮的楊弦為例,1975年楊弦以學生身分,在台北中山堂—當年最體面的演出場地,舉辦「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」,燈光、樂器、妝髮一切從簡,並將余光中的詩作譜曲演奏,隨後收錄為《中國現代民歌集》,就此打響「民歌」的稱號。將音樂與現代詩結合,允為劃時代的創舉,不僅回到詩歌合一的古老傳統,同時也是歌的突破:在演奏方面,民歌以木管、鋼琴為主,電貝斯鋪墊,有別於管絃樂隊;在歌唱方面,以自然音為主,較少聲樂、轉音、假音等技術展現;在歌詞內容方面,更強調文學的價值與社會的功能。馬老師以王海伶演唱的〈偈〉為例,將鄭愁予的名作譜曲,以乾淨的嗓音唱出「這土地我一方來,將八方離去」。民歌時代的影響,在於創造了前此不存在的市場,也由此衍生「滾石唱片」、「新格唱片」,並且讓新人嶄露頭角,從根本上改變了音樂圈的體質。
生而為人,不負青春
一群知識青年投入音樂創作,全憑一腔熱血,有人如楊弦發行兩張暢銷民歌專輯,掀起一波改變時代的浪潮之後,便出國留學。有人如羅大佑、侯德健,留在音樂圈,用詩歌見證大時代的轉型。馬老師將羅大佑首張創作專輯「之乎者也」,列為台灣流行音樂百張經典專輯之首,以〈鹿港小鎮〉為例,將產業轉型下的城鄉差距,唱成「台北不是我的家」,迄今都是北漂青年可能的心聲。在音樂的表現上,將搖滾元素引進華語歌壇,尤其電吉他的創作,在精神、技術面都達到新的標竿。至於侯德健又是另一個傳奇的名字,在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的時代背景下,創作「龍的傳人」,響徹華語圈;在兩岸高度對峙的年代,侯德健以復興民族的宏願毅然投共,並引入香港樂壇的唱片製作模式,影響中國的音樂圈。在六四事件時,又參與絕食,而後被中國驅逐出境。馬老師悠悠表示,侯德健在兩岸政治圈都是不合時宜的名字。然而侯德健創作的歌曲例如「捉泥鰍」、「酒矸倘賣無」,都是兩岸共同的聲音。回顧當時的知識青年,憑藉著一腔熱情,試圖用詩與音樂,反映這個世界,在衝撞的過程中,也改變了這個世界。如果民歌時代有什麼值得後代傳頌,用馬老師的話來說,就是這群知識青年「生而為人,不負青春」。(本文由國語文教學中心徐培晃主任撰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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